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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新建养院碑"记录了近代天津西式机构—"总督"(俗称马大夫)的建设过程。作为重要的物证和史料，该碑虽然简单记载了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根济在天津行医和参与建立"总督"的事迹，但是碑文主要内容却是歌颂李鸿章在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马根济与该院关系到底如何?本文将结合天津博物馆藏有关文物和文献，探究以马根济为代表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是如何通过影响李鸿章等社会上层人物，促进天津西式机构建设的起步和不断发展的。本文对殷墟二期中型墓中出土具有北方文化因素的器物进行了多角度分析，首先归纳种类以及组合，其次通过每种北方文化因素的出土位置探讨其所蕴含的意义，然后将北方文化因素分为单纯和融合型两种， 根据出土环境对这些中型墓主的身份了推测，并结合历史文献和甲骨文，大致勾勒出殷墟二期北方文化因素来到中原的途径。自27年始， 博物馆等单位在周家庄遗址展了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旨在探索龙山期遗存，为研究早期 起源等问题实物。除获取大量龙山遗存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时期的遗迹与遗物，本文主要介绍27—213年在周家庄遗址发现的周代遗存。周代遗迹大都为居址堆积，包括房址、灰坑等；另有少量瓮棺葬。依时代不同，可将周代遗存分为西周、东周两个时期。西周遗存的数量较少，仅见少量灰坑，另在一些地层中发现少量西周陶片。但西周遗存的内涵较丰富。据初步分析，可知其包含商、周两类因素，为探索商周关系等学术问题了；东周遗存的种类相对丰富，文化面貌也比较清楚，时代约当春战之交，属典型的晋文化遗存。焦作市出土的简式陶仓楼明显地反映了焦作地区出土的陶仓楼从豪华走向简易，从繁荣走向衰退的过程。简式陶仓楼的出土，为研究东汉中晚期的社会经济、建筑结构、丧葬习俗了宝贵的实物。描绘江南黄河、运河两河河道及其水利工程的《南河图》是乾嘉道时期 重要的水利图之一。流散到欧洲的几幅彩绘本《南河图》直观地反映了乾嘉道时期江南黄河，尤其是尾闾河段的工程形态与变迁轨迹，反映了这一时期江南河道总督以挖引河、裁弯取直为主要手段的河道治理方略，在清代地图史、水利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是对 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河南禹州杨庄墓地发现的一座汉代带有弧形斜坡墓道的洞室墓(M1)的报道。通过与邻近墓地与之墓葬形制相似的墓葬的详细对比，进而揭示出这种特殊墓葬形制的发展演变关系。而有关这种弧形斜坡墓道的成因，结合墓葬本身所处的地理环境，也提出了相应的观点。另外，对墓道夯土墙的用途也进行了简单阐释。段斯立墓葬于29年在西安市南郊凤栖原韩家湾村西南处发掘。墓葬坐南朝北，形制为长斜坡阶梯式墓道土洞墓，因被盗严重，随葬品所剩无几。甬道内出土墓志一合，详细记载志主家族世系、生平历、子嗣、卒葬地点，为深入研究段文昌家族了宝贵材料，具有证史、勘史、补史等重要意义。墓志载，段斯立字允元，为唐初重臣段志玄五代孙，唐穆宗宰相段文昌长子，武宗会昌二年正月卒于长安修行里第，春秋四十七。段斯立弟即《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唐代志怪小说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着书甚多。段斯立墓志撰文者李讷，为穆宗朝刑部尚书李逊之侄。书写者杨鲁士乃长安静恭坊杨汝士之弟，为当时名门望族。段斯立卒后于同年四月祔葬于京兆府万年县高平乡先茔之次，这为寻找其家族墓地了宝贵线索，也为唐代万年县乡里范围考证了新材料。墓葬空间模拟的是现实世界，体现的则是人们的死亡观念。海岱地区史前墓葬空间由简单逐渐走向复杂，内部空间划分越来越细，功能区别日益明显，这一变化过程与丧葬观念的复杂化是一致的。关于殷墟文化的分期，学术界长期存在邹衡先生和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所各自建立的两个体系，它们均经历了一个不断细化、调整的过程。一般认为这两者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对于其中的一些差异也不应忽视。本文在回顾这两个分期体系形成过程的基础上，指出它们对殷墟文化期的归属以及一些典型单位的年代判断上存在差异，而其中的一 号等大墓及宫庙区内乙乙十一前期、乙十二等建筑基址年代的不同认识。在两者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基本一致的认识下考察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或可归结为传统年代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积累的阶段性、早期田野发掘技术的不足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