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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无逸》云："继自今嗣王，则其无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有学者据此主张"卜辞中所有关于田猎的记载，都是时王为逸乐而行的游田"。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是事活动，《尚书·无逸》所说"生则逸"、"惟耽乐之从"未必是指田猎而言。本文认为田猎刻辞性质不单纯，商王田猎不只是为了演武习、补充给养、为农田除害、祭祀获鲜等，逸乐及追求激也是其目的之一，田猎活动具有很强的功能，这一点不容否定。"王射"，与"获"、"贯射四"、"无废矢"一样，在当时都是记录射礼的专门术语或固定句式，也是射礼文辞有别于田猎文辞的显着标识；铜鼋既是铭功的庸器、展示商王射艺的实物模型，也是颂扬商王射技武功的纪念物，三者并不矛盾；铭文记载了同一日王所举行的弋射和射鼋两种射礼；当时可能是把鼋悬挂在两个立柱之间作箭靶的，这说明商周时代的射礼曾经历了一个从田猎竞射到射牲、再到射侯的发展历程，而铜鼋所反映的正是由实射动物到射侯的过渡形态。偃师商城遗址已发现的墓葬中，作坊区内的居址葬与作坊从业者有直接关系，婴幼儿墓葬可能是生产中祭祀活动的遗留。路土葬多见于城墙内侧道路。墓葬中的毁器行为是早期丧葬观念的延续。这些葬俗与二里头文化有直接关系，而石椁墓和覆石葬与下七垣文化有关。高等级墓葬的腰坑和殉源自史前，形成于二里冈文化时期。14年8~9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乾安县春捺钵遗址群的后鸣字区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发现土台和大型院落遗址，院落内有建筑基址、灰坑等遗迹，并出土了建筑构件、佛教造像等遗物。该遗址可能是辽金时期皇室进行春捺钵活动的场所，为辽金考古和辽金史的研究了全新的。15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上京皇城西部的一处建筑遗存进行了发掘，发现台基址、院落、道路等遗迹，出土了建筑构件、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等遗物，其中带龙纹图案的瓦当、滴水和脊兽体现了建筑址的较高等级。该建筑址可能为金世宗恢复上京城时所建，是一处重要的礼制性建筑。14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宝马城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出一座大型宫殿台基和一段回廊，出土了瓦当、滴水、鸱吻、凤鸟、龙爪等建筑构件和铁器、青铜器、玉册等遗物。从出土遗存特征和所处地望看，该遗址应是金王朝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神庙，这一发现对研究长白山悠久历史文化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是对 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河南禹州新峰墓地发现的两座汉代画像砖墓的报道。禹州地区以往经科学发掘的汉代画像砖很少，见诸报道的几乎没有，此次所公布的画像砖为我们了 的研究汉代社会历史、风俗思想的图像，也填补了禹州这方面的空白。在次 可文物普查中，四川博物院整理出两件清末四川劝业公所窑业试验场试烧的瓷器。青花瓷印泥盒上记载了2世纪初四川窑业试验场试烧瓷器的由来；青花绿彩瓷碗仿烧了当时代表瓷器烧造水平的醴陵釉下彩。在此之前，清末四川窑业试验场从未受到学界的关注与研究，这两件瓷器见证了人民为振兴实业、强国兴邦所作的不懈努力，填补了清代四川制瓷业研究的空白。本文大致分为两部分：部分为《皇宋中兴圣德颂》简介与碑文见疑及分析。此碑是国内仅有的一处与颂南宋"中兴"有关的宋代原刻摩崖。由于它处于瞿塘峡绝壁之上，不得迫近，世上亦鲜有拓片流传， 承建之初，将其搬迁至三峡博物馆，遂得以示之众人。它对书法史、金石学、宋代文学及人物研究均有重要价值。三峡博物馆胡昌建先生曾对此碑过研究，但经仔细比对，现有几处存疑，结合《奉节县志》及文意，对胡先生所附碑文提出疑义并予以阐释。第二部分为碑文书法艺术分析，通过对比以让学界认识其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此摩崖书法融汇颜真卿之伟岸博大，苏轼之清雄，晋书之逸韵，北碑之遒健，褚遂良之灵动，欧阳询之峭拔，是宋代罕有的碑刻珍品，有着很高的艺术地位。在刻帖风行、碑刻罕有的宋代，此碑文以其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在宋代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宋代楷书中的上品，相信必将引起世人更多的关注。学界关于南关外遗址南关外期文化遗存的发掘与发现时间、内涵所指、编年跨度及其与二里头文化、二里冈下层一期的编年关系均存不同认识。本文平议，南关外遗址南关外期文化遗存发掘、发现时间应在1955年秋冬之际，具有一定的分布范围，编年跨度上限约值二里头文化四期之交，下限约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在此时段内与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下层一期不同程度地共存于郑州。文献和甲骨卜辞祀谱显示，商王武丁在位期间对祭祀制度曾进行过改革。针对这一变革，武丁集团中形成了以太子孝己和傅说为核心的反对派系，批评武丁改革是"黩于祭祀"。围绕着祭祀典制改革的这场政争，以太子派系的失败告终。孝己被流放致死，傅说也可能因此没有进入后世祭祀的谱系中。武丁之后的祖庚、祖甲，兄终弟及相继即位。两人分别反对和支持武丁的祭祀改革。由于祖甲在位期间的坚持，武丁祭祀改革制度终于被确定下来，成为商代晚期历代遵循的"周祭制度"。而这种有悖于传统的过于繁缛的祭祀制度，是导致商王朝 终衰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历代刻帖费时费力，而在明代私人丛帖中风气之先的《停云馆帖》，却并列了三个版本的《黄庭经》，一个是作为对王氏法书的收录，一个是作为文氏自家书法成就的体现， 引人瞩目的是其中还包括了一个《黄庭经》残本。这不仅体现了文氏父子对于书法传统的钻研与继承、对金石趣味的体会与拓，以及对人生幻灭的独特见解，同时也反映了他们融入并引领明代中后期艺术潮流的一条独特途径，这是文家父子绝不亚于其绘画成就的文化贡献。对这个案例的探讨，有助于将文氏父子三人的艺术行为加以整合，通过金石学的桥梁使文氏父子不再隔离于近乎分别书写的书画与篆刻领域，进而对明代艺术史产生新的认识。近年来，关于明代经典艺术史与视觉文化研究两大研究路径的分歧与前景曾引起过一些争论，而本文的论题刚好连接着这两个学术取向，一方面法帖自然属于典型的精英艺术，另一方面对于残本的兴趣却将传统艺术史的视野带向了更宽广的领域。